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在我国传统道德中，诚信被看作"立身之本"，"举政之本"，"进德修业之本"，孔子甚至认为可以"去兵"，可以"去食"，而不可以无信。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虽然世事更替，时代变迁，中华民族看重诚信的精神仍然延续不断。而诚信，正是晋商文化的精髓和最宝贵的财富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晋商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并称雄全国商业资本，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，而且执全国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，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。晋商的事业如日中天，贸易活动享誉京师、连通四海、远涉国外，在全国近百个大中城市设有商号400多个，大量的财富涌入晋中，“山西太谷县孙姓，富约两千余万，曹姓、贾姓富各四五百万，平遥县之侯姓，介休县之张姓，富各三四百万……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，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。”而晋商之所以能纵横商海，业绩辉煌的根本，就是他们能够坚持“诚信无欺、信誉第一”的商业道德。

　　现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规基础上的，但在过去的中国农业社会中，人的营商行为并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约束，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，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，而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是尤为难能可贵的。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，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，特别是将“诚实守信”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，以诚实为本，坚持质量第一，维护自己的信誉，不弄虚作假。是先做人，后经商。以信用为上，取信于人，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。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，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，经商活动属于“陶朱事业”，须以“管鲍之风”为榜样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方行研究员认为，“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，一些官员，对于晋商的诚信是有很高的评价的。好比道光年间许梅曾经讲过，他说，‘千金纸票，予金而兑金，并且交银于此，取银于彼，从无坑骗。’到了咸丰年间，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就讲过，他说，‘各省银号汇兑银两，银钱累万，竟以一纸为凭者，信也。’”经历时光的检验，诚信成为了晋商最鲜明而历久不衰的招牌。

　　晋商“诚通四海，信达天下”的精神，首先表现在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尤其重视商品的质量，尽力在每一次的买卖中都做到“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”。晋商的商业活动涉及范围广泛，其中不乏珍稀物品的买卖，在这些价高利大的买卖中，晋商更是能坚持自己的信条。如以制炼龟龄集和定坤丹而享誉海内外的太谷广升远药店，进货绝不进次品。人参必须是高丽参或老山参，鹿茸必须是黄毛茸或青茸，严格保证质量，确保商业信誉，以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。如发现货质低劣，宁肯赔钱，也决不抛售。前一阵热播的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中复字号将伙计掺假的胡麻油降价作为灯油出售，并处分了责任人这一情节在历史上实有其事。这样做商号虽蒙受了损失，但信誉更为昭著。这在晋商中叫“宁叫赔折腰，不叫客吃亏”。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，是互惠互利，互相依存的。只取不予，贪图暴利，坑害顾客，虽然能给自己带来一时的利益，但却毁坏了长期合作的基石，反之，虽然商号暂时蒙受一些损失，但却赢得了信誉，近悦远来，商业越发繁盛。

　　晋商的诚信精神，还表现在他们重信守约、有诺必践。经商过程中，商号之间资金经常相互“拆借”，叫做“相与”，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借贷款项。他们对待“相与”极其慎重，经过了解，认为对方重信守约，才与之银钱来往。既经来往，就是对方中途发生变故，明知无利可图，也不中途绝交。万一对方倒闭，成了呆账，也就听之任之，当作教训。他们的指导思想是：利是商家之血，信为商家之命。 如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，该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，曾向其“相与”的大盛魁商号借银三四万两，并且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，天亨玉在无资金的状况下全靠借贷维持，仅将字号改名为天亨永，照常营业，未发生倒账，全凭着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。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，王盛林认为该号受过大盛魁“相与”的帮助，不能过河拆桥，不顾一些人的反对，仍然设法从经济上、业务上支持大盛魁，帮它渡过难关。

　　晋商在为人处事上，也表现出诚信忠厚的美德。孟县商人张静轩说：“(经商)结交务存吃亏心，酬酢务存退让心，日用务存节俭心，操持务存含忍心。愿使人鄙我疾，勿使人防我诈也。……前人之愚，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，忠厚留有余。”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时，不少商人“率辄心计，尚诈伪，由是术辄倍息，独君异其趣，……人咸谓君长者，多倚为重”，后“累致万金”。电视剧里乔致庸在高粱霸盘中赢了达盛昌，并不乘胜追击，置对手以死地，而是以德报怨，情愿回收10万两银子的高粱，解了对手的燃眉之急。他的理由是，山西商人不应该搞窝里斗，应该抱成团，以和为贵。一家有难，大家帮衬，不以邻为壑，落井下石。实际生活中，乔致庸不仅团结了大批客商，尤其对经营不善的商家更为宽容，对那些亏了本无法还债者，对方拿什么抵债都不计较，还不了也不逼迫，从未因债务纠纷打经济官司，以德服人，树立了自己在客户心中的良好形象。

　　晋商的诚信，也表现在他们从来不发不义之财上。如祁县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，放款却多在外省。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，晋钞大幅度贬值，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。当时大德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，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。可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，并且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，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，使票号信誉益著。

　　晋商所开办的“日升昌”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。以票号而言，最讲“信用”二字，存放、汇兑、提现，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在一个“信”字上，稍有差池，信誉不保的话，也就不用再说盈利之类。票号是晋商的商业活动中极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，一纸汇票千里传，万两银子立刻取。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，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的支撑，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。而晋商的票号，在中国独领风骚上百年，其中也正是体现了一个“诚”字。在票号内部，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，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，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，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，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，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。民国初年，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，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：“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，故遴选职员，培养学徒非常慎重，人心险于山川，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。远则易欺，远使以观其忠;近则易狎，近使以观其敬;烦则难理，烦使以观其能;卒则难办，卒使以观其智;急则易夹，急使以观其信;财则易贪，委财以观其仁;危则易变，告危以观其节;杂处易淫，派往繁华以观其色。”庚子之变，京津局势一片混乱，而晋商处乱不惊，正常开展兑换业务，甚至当客户无甚凭证时，仍然坚持以信为本，解人燃眉之急。 蔚丰厚执事李宏龄在《同舟忠告》中说“自庚子之变回京后，独我西号声价大增，京中各行推重。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，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，不欺不昧，此诚为商务之大局。”他在《山西票商成败记》序中说：“至是之后，信用益彰，即洋行售货，首推票号银券最足可信，分庄遍天通国，名誉著于全球。”

　　更加令人信服的是，即使有的票号濒临倒闭，也仍然坚持信誉第一的精神。如驰名中外的平遥日升昌票号，在金融界活跃90年后，于1914年倒闭。当时《大公报》曾有人撰文分析其倒闭的原因，其中之一是“日升昌当革命时，欠外数目约五百万，欠内之数七八百万，出入相抵，有盈无绌。然欠内之数目，成本已付诸东流，遑论利息。欠外之款项，该号为支持门面，维持信用起见，三年之中均未停利。”票号衰落有政治的历史的原因，但票号已频临倒闭，仍为维持信用而三年不停利，可见“信誉”二字在晋商心中的地位是高于一切的。

　　诚信是晋商对现代民法原则的超前把握和生动实践，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，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，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。他们的经验证明，信誉是企业的生命。无论在何种买卖活动中，诚信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历史更迭中虽然晋商的业绩大多已烟消云散，但其“信达天下，诚通四海”的文化精髓将永远熠熠生光。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，也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启示作用，信用社会的最终建立正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。